央视《朗读者》最近以“城市”为主题的节目中，有一位嘉宾，以及他的出场方式，无疑是一份重磅惊喜。

　　94岁的黄永玉。

　　《朗读者》两季以来，董卿第一次走出演播室，来到嘉宾真正生活过的城池。沿着沱江，踏着青石板，穿过小街巷，踯躅虹桥。凤凰，因为无数作家的抒写，早已成为人们心中没有陌生感的异乡。《朗读者》在湘西凤凰与黄永玉相逢，去寻觅他这辈子艺术和生命的根，来自哪里，又去向何方。

　　黄永玉和表叔沈从文一样，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一本大书的。”为了“翻这本大书”，黄永玉一步步走出凤凰，流浪过江西、福建、上海、北京、香港等数地。

　　颠沛流离的岁月，有一段是属于香港的。香港对于黄永玉的一生，留下了特别的意义。

　　1948年，黄永玉离开上海远赴香港。香港这座城，和他的故乡凤凰有几分相似的味道：占地狭小的城，都被山山水水笼罩，都有渔村的存在，有落日下水边栖居的生活剪影……

　　但香港注定是不同的，当时这座还被殖民的城市，承载着一个时代节点上政治环境的风起云涌，也因此演绎了一群人的命运变奏曲。

　　很巧的是，也是在1948年，一个未来与黄永玉交集很深的人，同年抵达香港，那就是金庸。《大公报》在香港复刊后，金庸被派往香港，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远赴香江，开拓未知的人生旅程。

　　1948年，在陌生而充满竞争的香港，黄永玉一边忙于生计，一边坚持刻木刻。那一年，黄永玉在香港参加“人间画会”，从事木刻创作兼自由撰稿人，同年，24岁的他进入《大公报》——和金庸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黄永玉任美术编辑，金庸任国际电讯翻译。

　　当一座城市给一个人给予足够的归属感，我们往往会说，这个城市有了属于我的一扇窗。在异乡，香港的九华径，黄永玉拥有了这么一扇窗。

　　九华径为香港新界葵青区的一个地方，在黄永玉记忆里它的名字还叫狗爬径——因为旧时山路极陡斜，村民及野狗上山时都似爬行模样，后来因名称不雅而改作九华径。九华径村，是当初不少左派文化人士在香港避难时的聚集地，租金便宜。

　　黄永玉说：“那是一个海湾，主要的是便宜，很多的重要的文化人都在那，郭老(郭沫若)、茅盾都在，各种各样来的人，我都帮他找房子，后来他们开玩笑叫我作保长。香港的本土作家同我都有来往，比如蔡澜、金庸。”

　　1948年时，荔枝角九华径所在的小海湾还不热闹，不少星期天前来游玩的人都提了渔网、水桶、钓竿之类的东西，把这里当做是荒芜人烟的探险寻宝的地方。村外邻海湾的土地还是农田，春夏秋冬都有村民劳动，牵着黄水牛来来往往。

　　黄永玉在香港九华径的家很小，屋内唯一的窗口上装有铁栏杆。他特意买来一些彩色的印度窗帘，挂在窗户上，把窗户布置得非常漂亮，连妻子张梅溪也禁不住赞叹不已。黄永玉甚至给香港栖居的屋子取了诗意的名字：破落美丽的天堂。

　　身在香港的黄永玉，生活的压力很大，日子过得清苦。《大公报》的薪水在交了房租后已所剩无几，他还得靠刻木刻、画速写、写点散文投稿过日子。

　　黄永玉回忆说：“因为那时确实生活压力很大，回忆那段时间，我几乎像只狼一样发狠的刻木刻，我既需要它学习和锻炼艺术，又迫切的依靠它解决生活问题。”

　　黄永玉名义上是编辑，实际上也承担记者的工作，主要为新闻报道做插画——大街上的汽车辗过一个小孩之后跑了，他马上跑到现场画个速写，回来刻个木刻;赶上电车工人闹罢工，他马上就画罢工;有个美国兵跑去找妓女，偷了妓女的东西跑了，他就画一个哭诉的妓女。

　　当年黄永玉在报纸上，分别以“黄永玉”、“永玉”、“张观保”、“观保”等笔名，发表了数十幅速写，包括风景、演员肖像漫画、影人日常生活等内容。湾仔半山鸟瞰、坚尼地道、山居、半山小径、九龙钻石山脚木屋……这是一个个黄永玉居住过、活动过的场所，因这些速写，人们可以看到香港当年的景象。刘琼、龚秋霞、顾而已、夏梦、石慧、舒适、韩非、陈娟娟、万籁鸣、万古蟾等，这些当时活跃于香港影坛的明星与导演，都成了黄永玉速写的对象。

　　一个在抗战期间开始学习木刻的年轻漂泊者，至此脱颖而出。这是黄永玉的最初成功，并为他未来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香港这座城市，为黄永玉带来事业上的起步，也为他的人生送来许多至交好友。在香港，黄永玉与聂绀弩、叶灵凤成为忘年交，日后又与黄霑、蔡澜成为忘年交。

　　在《朗读者》中，黄永玉与董卿分享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香港当年有一家叫“美利坚”的餐馆，童子鸡做得很出名。有一次，黄永玉约金庸、梁羽生吃饭。“结果呢，大家都没有带钱，那怎么办呢?吃了人家的东西了。《星岛日报》不远，我们就打个电话请叶灵凤先生来，我见那个饭店有个鱼缸，鱼缸里面有很多热带鱼，我就画了一张热带鱼，拿辣椒油酱油涂涂颜色。”黄永玉交上画，编辑叶灵凤预付稿费，这才交了饭钱。

　　数年以后，黄永玉在香港开画展，居然与这幅画“久别重逢”了。“有一个人拿了这张画给我，让我再看一看签个字，我就签了。”

　　同龄人黄永玉和金庸的交往，一直为公众所津津乐道。《大公报》的另一位同事梁羽生这样评价他俩——“金庸是大侠，黄永玉是怪侠。”

　　“文革”后，金庸获知老朋友复出，非常高兴，在《明报晚报》撰写了《读黄永玉的画》一文，写道：“黄永玉最爱画的就是这些角色，就是平民老百姓，即使曾经英雄过，但现在倒霉落魄生活着的一些人。正因如此，黄永玉之画的能量在香港是最接地气的。”

　　20世纪80年代初，金庸访问北京时见到黄永玉。老朋友相见，万分高兴。得知黄永玉30年间屡遭劫难，金庸无限感慨，十分敬佩黄永玉这样的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有胆识、有骨气。

　　1998年，香港大学再次邀请黄永玉举办画展，名为“流光五十年”。黄永玉感慨万分：“时光待人，快慢各不同……十几岁的人一下变成七十岁的老头。”金庸去画展捧场，黄永玉指着身旁的金庸对大家说：“他比我大几个月，那时我们都叫他小查。”金庸笑道：“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叫我小查了吧。”

　　黄永玉对金庸的评价很高，认为他聪明、有魄力、有意思、很内在、很可爱、很温和。“那种神奇的力量你都很难想象。他在念中学的时候，就出过全国发行的一本书，他在做中学生的时候就出版《中学汇考指南》，真是了不起，脑子真是好，同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看‘汇考指南’也看不懂。”

　　不过黄永玉对金庸武侠小说的评价，倒是相当低。金庸的武侠小说，黄永玉几乎就没看过：“以他的才能、他的智慧怎么写武侠小说呢?他应该做比这个重要得多的事情……怎么弄成武侠小说家了呢?”

　　1953年2月，黄永玉离开香港，移居北京。直到1988年，黄永玉偕妻子张梅溪，才回到阔别35年的香港。在宽松的环境中，黄永玉有了新的创作，也有了新的住宅。黄永玉的家成了香港的文化沙龙，他每天工作完了就会召朋友来聚聚，跟金庸一起喝喝咖啡聊聊天。

　　香港岁月，是黄永玉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其艺术创作也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创作形式由木刻、漫画向速写、油画等多品种拓展。在萧干等人的帮助下，24岁的黄永玉在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图书馆举办了他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的个人画展。

　　在香港期间，黄永玉也迎来自己的第一个儿子。黄给儿子取名黑蛮——男孩子，黑一点、蛮一点，质朴的名字中，透着一股子湘西的“野”劲。黄永玉希望让儿子能知道，远在湘西，有一方他不能忘了血脉的小城。

　　香港是黄永玉青年时代遇见的城市。或许对于这位94岁的老人而言，无论是凤凰还是香港，这一辈子路过的那些城，虽各有风景和故事，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世间很多地方，原本都是一片荒泽，之所以后来有了城邦，遇水而安只是天意和机遇，“人为”才是成“邦”成“事”的道理。

　　容纳追梦和造梦的人，才是城存在的意义。

责任编辑：陈运欣 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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